明朝270多年间 ， 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 ， 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 。 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 ， 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 ， 进行交易 。 最初规定 ， 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 ， 1匹马换茶1800斤 。 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 ， 中马70斤 ， 驹马50斤 。 仅洪武时期 ， 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 ， 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 ， 易马13800匹 。 由此可见 ， 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 。 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 ， 由于朝政管理疏漏 ， 茶商唯利是图 ， 私茶泛滥 ， 雅州诸县以茶易马 ， 受到严重冲击 。 当时四川卖马场中 ， 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 ， 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 ， 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 ， 所以价贱 。 雅安茶品质好 ， 价格高 。 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 ， 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 ， 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 ， 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 。 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 ， 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 ， 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 ， 各地仍设置茶马司 ， 批藏茶引所等 。 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 ， 胜过以前各个朝代 。 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 ， 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 。 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 。 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 ， 朝廷煞费苦心 ， 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 ， 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 ， 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 ， 制定更严格的措施 。 《四川古代史稿》记载 ， 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 ， 缴多少钱 ， 请多少引 ， 不能过量 。 茶和引携同随带 ， 如不合就拿办治罪 ， 茶卖出后 ， 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 ， 伪造引者处斩 ， 家产充公 。 茶农加私卖茶者 ， 打60棍 ， 茶款没收充公 。 夹带私茶出境者 ， 押发充军 。 ”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 ， “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 。 “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 ， 盛于宋、明两朝 ， 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 ， 退出了历史舞台 。 茶马交易停止后 ， 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 ， 变“茶引制”为“引岸制” ， 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 ， 同盐岸一样 。 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 ， 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 。 五县均出成都南门 ， 地处四川南部边缘 ， 故名“南路边茶” ， 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 ， 行销松潘、理县一带 ， 两地均出成都西门 ， 地处四川西部 ， 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 。 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 ， 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 ， 有利于“茶土交流” 。 《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 ， 每当谷雨后 ， 募夫采百斤茶者 ， 银一钱 ， 雅安、名山、天全等地 ， 山多地少……近山人户 ， 俱藉采茶为业 ， ”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 。 到清代中叶 ， 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 。 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 。 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 。 边茶通过人背畜驮 ， 年年岁岁 ， 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 ， 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 ， 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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