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南渡 ， 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 ， 列举榷茶买马五害 ， 请尽罢川茶官榷 ， 恢复自由买卖 ， 变茶息为茶税 ， 改榷茶制为茶引制 。 高宗准奏 ， 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 。 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 。 “引”亦票也 ， 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 ， 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 ， 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 。 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 ， 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 。 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 ， 不准运往他地 ， 仅抽税钱 。 赵开在川变茶法 ， 对促进茶马互市 ， 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 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 。 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 ， 马源路断 ， 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 。 由于马少茶多 ， 逐渐出现茶价大贱 ， 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 。 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 ， 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 ， 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 ， 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 ， 到南宋末年 ， 茶政出现空前荒废 ， “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 ， 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 ， 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 ， 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 ， 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 ， 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 。 《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 ”
明代 ， 北方边疆亦同宋代 ， 时有战争 ， 对马匹需求迫切 。 于是明朝仿效南宋 ， 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 。 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 ， 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 ， 每引配茶百斤 ， 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 ， 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 ， 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 ， 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 。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 ， 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 ， 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 ， 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 。 《天全州志》记载 ， 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 ， 免其卫役 ， 专令蒸鸟茶易马 。 ”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 ， 宜十取一 ， 以换蕃马 。 ”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 ， 扩大互市的同时 ， 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 ， 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 ， 一律官收、官运、官卖 ， 商民不能过问 。 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 ， 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 。 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 ， 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 。 《明会典》记载 ， 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 ， 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 ， “量地远近 ， 定以程限 ， 于经过地方执行 ， 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 ， 听人告捕” ， “若有茶引不相符 ， 或有余茶者 ， 并听拿向 。 卖茶毕 ， 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 。 商人经过关津要口 ， 必须出示引票 ， 若有差异 ， 就要逮捕拿问 ， 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 。 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 ， 关隘失查者 ， 并凌迟处死 。 ”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 ， 借出使新疆的机会 ， 私带茶叶出境 ， 被皇帝处以死刑 。 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 ， 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 。 《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 。 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 ， 商茶给卖 ， 贡茶供御用也 。 分茶有茶司 ， 理茶有课司 ， 验茶有批发所 ， 设于关津要害 。 ”商人认引时 ， 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 ， 方能领到引票 ， 再凭引经营 。 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 ， 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 。 除此 ， 明朝还规定 ， 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 ， 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 ， 可不以私茶论罪 ， 以示优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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