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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毕业十年了，最让我难忘的，竟还是复旦的那些“黑料”( 三 )

烧烤炒饭复旦大学宿舍


最后 ， 黑暗料理居然还比食堂便宜 。 花六块钱就能买到一份炒饭 ， 再画三四块钱就能再买一个油炸臭豆腐之类的小吃 。 若肯花20块钱以上 ， 就能吃顿烧烤了！虽然这是十多年前的往事 ， 但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上海 ， 这个价格 ， 对自己不挣钱的我们这些学生来说 ， 那真的太实惠了 。 当然 ， 虽然如此生猛 。 “黑暗料理”却有一个让其闻风丧胆的天敌——城管 。3
如果你在复旦上学 ， 买“黑料”的次数多了 ， 你八成就会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某天 ， 当你斜倚着自行车 ， 等摊主给你炒饭 。 突然远方的街巷里会传来一声大吼“城管来了！”
随后 ， 仿佛北欧诸神听到了末日号角吹响 ， 摊主们会惊慌的张望、然后果断关火、收摊、以让你吃惊的臂力和速度 ， 推着那沉重的摊位车做鸟兽散 。 说鸟兽散也不准确 ， 至少在南区 ， 摊主们的避难方向是相同的——他们会从属于校外的国权路、一起跑进属于学校的南区宿舍区内暂避风头 。 就跟战乱年代老百姓为了躲日本鬼子到租借逃难一样 ， 跑过那条自动门的线 ， 摊主们就安全了 。 于是短短不到一分钟内 ， 原本热闹的整条街上就会上演一场“绝地大逃亡” ， 从线那边扯到线这边 ， 摊主们的移动速度 。 为敦刻尔克自豪的丘吉尔看了都要汗颜 。
然后 ， 摊主们会隔着校园的栅栏向路那边张望 。 等城管的车一溜烟的经过后 。 做饭的摊主与等饭的学生 ， 又会迅速“众神归位” ， 骂几句城管“偷袭”了事 。 再然后 ， 摊主八成会一脸歉意的跟你说：“不好意思哈 ， 饭都给你炒粘了 ， 不好吃了 ， 要不这份算送你的吧！”毕业很久以后 ， 我看一位同学写的怀念文章 ， 才理解这种奇观到底为何会形成——虽然复旦在杨浦区 ， 但杨浦只是个正局级的单位 ， 而复旦呢？是副部级 。 所以杨浦的城管不敢到复旦校内去抓小摊贩 ， 就像汤姆永远抓不住会躲到老鼠洞里的杰瑞 。
而且你说这些城管到底执法有多认真呢？这事儿也存疑 。 反正我就不止一次看过这种事情——双方这场“猫鼠游戏”玩完之后 ， 城管们会把执法车找个地方一停 ， 然后单人（注意 ， 一定是单人 ， 不会成群结队 ， 估计是怕摊主误会）折回来 ， 走到自己喜欢的那家摊前 ， 也说上一句“哎！来个腊肉炒河粉 ， 多加点腊肉哈 。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场景特魔幻——这些城管大叔 ， 其实下了班也跟我们这些学生一样 ， 都是手头拮据的普通人 ， 甚至跟那些摊贩夫妻是比我们熟太多的朋友 ， 某些摊贩卖的烤串、炒饭 ， 甚至也是其爱物 。 唯一的特权 ， 可能就是他们要求“多加点腊肉” ， 摊主一般不会拒绝 ， 而普通学生不行 。 可是尽管如此 ， 每月总有那么几天晚上 ， 这种午夜惊魂还是会上演 ， 且若真有哪个摊主不幸没越过那道分界线 ， 真的会被收走小摊 。 可这样的游戏 ， 大多数情况下 ， 除了做粘了几份炒饭 ， 又有什么什么实际意义呢？这一切到底图啥？这些戏又演给谁看的呢？我一直想不明白 。4
临到我快毕业时 ， 我看了学校一个经济学老师领着学生搞的一份研究报告 ， 研究对象就是复旦的“黑暗料理界” 。 看了那篇文章我才知道 ， 原来我几乎每天去吃的“黑暗料理”水很深 ， 几点出摊 ， 位次怎么排 ， 那嗓子“城管来了”谁负责喊 ， 价格怎么涨 ， 甚至如果除了真出了卫生安全问题 ， 摊主们为了维护“集体品牌”要对涉事者怎么处罚、怎么驱逐 ， 都是有行规的 。 有些运行机制 ， 甚至特别像英国中世纪晚期的行业工会 。 所以 ， 这其实是一个精妙、有序、甚至有内部协调机制的小社会、小市场、甚至“自我管理体系” ， 虽然看似“黑暗” ， 但他们运作、并自我管理的其实非常好 。 而且这个系统创造的经济活力其实不小 。 据那份调查统计、估算 ， 那些摊主们的月利润应该在8000-12000元/摊月左右 ， 即便是上海 ， 在十年前 ， 这也相当可观了 。 更是远远高于那个年头复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 。 至少我当时 ， 看了那个调查以后 ， 心情就很复杂 。 那时的我刚刚找好工作 ， 单位许诺的一个月工资也就每月五千（其实后来很长时间都没达到） 。 所以我特别眼馋给我炒饭的那位大叔——这么多年 ， 我读书 ， 您炒饭 ， 原来闹了半天 ， 您才是真正的“中产”啊 。 于是 ， 最后几天吃他的炒饭时 ， 已经混熟了的我俩说起这事儿 。 我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要不然以后我也来跟您学炒饭也不错啊 ， 是门手艺 。 印象中 ， 大叔难得的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 然后专心继续颠勺 。 只是间或拿毛巾擦汗的时候 ， 咕咕噜噜的说了我几句：小伙子上这么好的学校 ， 爹妈供你读了这么多年书 ， 还是找个体面工作好 。 再说 ， 这苦 ， 你们这些娃 ， 未必吃得了 。 这些话 ， 他说的虽然含混 ， 但我记的却清晰——我大学的那些年里 ， 是这些阿姨大叔 ， 深更半夜替我做饭 ， 用一份份加量不加价的炒饭 ， 喂饱了我辘辘饥肠 。 但我并不需要感谢他们 ， 想来 ， 他们也不需要我为他们的辛勤致谢 。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交易 ， 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饭”的公平自由交易：多年买饭时的等待 ， 让我知道卖烧烤的那位小哥当时正在攒钱买房子 ， 而那对炒饭的叔叔阿姨有两个在读大学的孩子、生活压力挺大 ， 那位炸豆腐的大叔的儿子则快娶亲了 ， 对方要的彩礼费 ， 得像那一块块油炸豆腐一样 ， 由他从滚烫的油锅里捞起来……所有这些人 ， 起早贪黑、推食食我、把饭做的又好吃又便宜还安全 ， 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理由 ， 而只是为了挣他们的营生、过他们日子 。 这一切正如 ，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的那般：“我们并不是借由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的 ， 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不要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不要向他人谈自己的需要而是只谈对他们的好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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