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朝代的茶业发展

从历史气候的角度看, 唐朝是我国古代对茶业发展最为有利的一个时期, 而宋朝的自然条件, 较唐朝要严峻得多 。 据研究, 唐朝常年平均气温, 比宋时一般要高2~3oC 。 宋代虽然天气转冷, 但茶业和其他社会生产或历史事物一样, 通常是不会逆转的 。 所以, 宋朝时尽管茶叶生产北限有所南移, 但仍如有的史籍所称,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 。 宋朝茶业的发展, 突出反映在建茶的崛起、茶类生产的转制和城镇茶馆的风靡各地这样三个方面 。 在这三者中间, 关于茶类生产的转制, 即从传统的紧压茶类, 逐步改为生产末茶、散茶, 对我国后世茶业的发展, 尤有深远的影响 。
1.茶业重心由东南移宋朝茶业重心的南移, 主要表现在贡焙从顾渚改置建安和闽南、岭南茶业的兴起这两点上 。 唐朝贡焙之所以设在顾渚, 主要是其时气候温暖, 茶叶萌芽较早, 另是宜兴、长兴离运河和国道较近, 采办的贡茶, 能赶上天子的清明郊祭和分享王室近臣 。 唐都长安, 宋京洛阳, 相距并不遥远, 宋朝的贡焙为什么舍近求远, 取址交通不便的建安呢?过去史书都称“自建茶出, 天下所产, 皆不复可数”, 认为主要取决于茶的质量 。 其实, 建茶的内质虽然不差, 但改易贡焙的主要原因, 还在于气候的变化 。 宜兴、长兴早春茶树因气温降低, 发芽推迟, 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沐京 。 而建安的茶叶, 如欧阳修诗句所说:“建安三千里, 京师三月尝新茶”, 说明还与其地产茶较早, 能三月贡到京师有关 。
以建茶为贡, 并非始自宋代, 最早是五代闽和南唐时就开始的 。 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记载, 通文二年(公元937年), “国人贡建州茶膏, 制以异味, 胶以金缕, 名曰耐重儿, 凡八枚”;这是建茶入贡的最早记载 。 公元945年, 闽为南唐所亡, 《十国春秋·南唐元宗本纪》载, 保大四年(公元946年)春, “命建州制的乳茶, 号曰京挺腊茶之贡 。 ……始里贡阳羡茶 。 ”南唐建都金陵, 唐朝顾渚贡焙近在咫尺, 其灭闽后, “罢贡阳羡茶”, 命贡建州京挺的乳茶, 显然其时已受气候的影响, 顾渚作为贡焙, 已不如建茶作贡为佳了 。 所以, “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之说, 确切地讲, 是肇始于南唐李jǐng, 宋承南唐旧制 。
建茶名冠全国, 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卓着, 主要还是宋代的事情 。 唐陆羽《茶经》中对福州建州一带出产茶叶的质量, 称“未详, 往往得之, 其味极佳”;说明唐朝中期, 建茶产量不多, 在社会上影响也不大 。 五代末年虽然开始入贡和建立贡焙, 但其时社会动荡不定, 加之时间不长, 所以也未出名 。 来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后, 天下一统, 君王又恢复到一个极其神圣的地位, 贡焙因进御所享, 其茶叶采制, 精益求精, 建茶名声愈来愈大, 以至后来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 。
建安贡茶, 以北苑、壑源所产最佳, 佛岭、沙溪次之, 东宫、西溪又次 。 其贡起初数量不多, 哲宗元符(公元1098~1100年)时增加到18000斤, 至徽宗宣和(公元1119~1125年)时, 每年更增至47100多斤 。 而且贡茶的名目、制形, 开始也比较简单, 后来追新求异, 愈来愈加繁费 。 如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时, 贡品主要为龙凤茶;到至道初(公元995年), 主贡石乳、的乳、白乳等品;咸平(公元998~1003年)中, 丁谓造龙凤团(即大团茶)以进, 八饼一斤;庆历(公元1041~1048年)时, 蔡襄又造小龙团输贡, 二十余饼一斤;元丰(公元1078~1085年)间造密云龙, 绍圣(公元1094~1097年)间造瑞云翔龙, 大观(公元1107~1110年)初造白茶, 后又造三色细芽及试新、贡新等, 到了宣和庚子(公元1120年), 郑可简又造银xiàn水(一作冰)芽及方寸新(一称龙团胜雪), 等等 。 总之, 宋朝北苑贡茶, 名目繁多, 时时在变, 新制一出, 旧茶即被压倒和淘汰 。 因此, 一些媚上者, 也挖空心思专以更新贡品为务 。 有些贡茶, 费工费钱, 法殊名雅, 实质中看不中尝 。 如一度为徽宗赵佶《公元1101~1125年)所尚的“冰芽”或“水芽”, 就是一例 。 据南宋时庄季花写的《鸡肋编》(公元1139年或稍后)记载:“茶树高丈余者极难得, 其大树二月初因雷进出白芽, 肥大长半寸许, 采之浸水中, 埃及半斤, 方剥去外包, 取其心如针细, 仅可蒸研以成一, 故谓之水芽 。 ……初进止二十, 谓之贡新, 一岁如此者, 不过可得一百二十而已 。 其剥下者, 杂用于龙团之中, 采茶工匠几千人, 日支钱七十足 。 旧米价残, 水芽一, 犹费五千;如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 一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 岁费常万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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