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扩散，西方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并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世界霸权，将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当茶叶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欧洲的工业制成品也开始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英国商人在武力侵略过程中推进经商，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俄国商人则渔翁得利，利用条约体系，排挤华商，攫取贸易利权。
鸦片战争后，受到英国纺织品竞争的俄国商品在恰克图市场严重积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导致市场上的茶叶价格高企。1855年，俄政府终于放弃“以货易货”政策，致力于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贸易优势。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俄商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采购茶叶，在汉口、九江、福州就近制作砖茶回输俄国，并于新疆、内蒙古一带沿途洒卖，形成产业性垄断。19世纪70年代以后，绝大部分的输俄茶叶由汉口出发，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抵达恰克图。由于享有极优惠的税率，该线的茶叶出口额稳居输俄华茶总额的一半以上，1878年更是占到输俄华茶的81.9%。
俄国因航运能力不足，直到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才真正形成一条往返于上海—敖德萨的运茶航线，但“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制茶味亦减”，以汉口为中心的水陆联运是中俄茶贸的主要路线，“商队茶”也受到欧洲高端茶叶市场的欢迎。然而，茶叶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却未促成国内的技术突破和工业革新。究其原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欠发达与依附症状，形成“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土崩瓦解，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伴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变迁，中俄茶路也面临着新的变局。
第三阶段，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
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通过向殖民地大量输出资本和技术，控制殖民地经济，在便利全球贸易的同时，也吞食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华茶。至1902年，华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69年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以及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铺设完成，打开了大陆经济开发的新大门，东西方贸易向北美太平洋一带分流。俄国位于欧亚之间，得益于欧洲经济技术的外溢，在亚洲享有一定的区域性优势。为了完成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同时垄断欧亚贸易，俄国决意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力图建立中俄同盟。时逢甲午战败，清政府迫于压力，与俄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建造中东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华茶从临近中国产茶区的各港口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80%的输俄华茶都是经铁路运输。中俄茶叶贸易量虽再度增长，但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外缘依附属性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苏茶路断绝。
与“丝绸之路”开通与发展的历程不同，中俄茶叶之路自诞生起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受其影响，以全球史的眼光重新探究中俄茶路的变迁历程，可看出其大体遵循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轨迹，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格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双边、多边组织的建立，国际合作理念的实施等，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良机，茶叶亦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新纽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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