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灵玢，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7至20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联通欧亚大陆的又一贸易通道，但以往讨论多限于对中俄茶叶贸易和路线的线性描述，而忽视了它们发生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空范围内，即全球史的时空范围：东西方在此相遇、碰撞、融合，茶叶的流动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具体结果便体现为茶路的变迁。笔者尝试将中俄茶叶之路的演变历程，放置于全球时空的变化之中，考察其变迁的全球因素及多重影响。
从茶路变迁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契合点来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到1840年，通过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中国向外输出丝绸和茶叶等大宗商品，东方文明与科技借贸易通道自东向西扩散，助推了欧洲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900年，逐渐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欧洲国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取得支配性的经济优势，东方“朝贡贸易体系”被西方“世界贸易体系”取而代之，国际茶叶贸易的繁荣实际上加重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第三阶段从1900年到1945年，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其特征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不断加强，此时的华茶在国际市场上被边缘化。
【 茶路|全球史视野下 中俄茶叶之路的变迁】第一阶段，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地理大发现以后，以地中海体系、印度洋体系为中心的传统贸易格局被打破，欧洲人建立了大西洋体系，开辟了东西方海上航线，逐渐将世界连成一体。这种贸易空间范围的变化，对世界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世纪，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流入的白银对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起了助推作用，加强了本应受到冲击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承受能力；在欧洲，亚洲的茶叶与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一起成为中产阶级的“兴奋剂”，酝酿着工业时代来临前的变革。
16世纪后半叶，俄国向亚洲的殖民扩张可视为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延续，所造成的地理和国际格局变化，包括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征服，以及与中国的接壤。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许可两国贸易往来。同年，俄罗斯西界对欧洲经济开放，东西方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来到西伯利亚收购皮毛的俄商，发现中国的砖茶在这里可作货币使用，于是在边境大量采购砖茶；进京的商队也将为数不多的散茶带到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地。随着俄国经济的发展，对中贸易需求不断扩大，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形成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边境互市。至18世纪末，“武夷茶”取代“南京布”成为恰克图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茶叶从武夷茶区运至恰克图市场交易，再穿越俄属西伯利亚，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甚至远赴欧洲。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华茶第二大进口国。面对白银外流的压力，俄政府曾在1800年颁布法令，规定恰克图市场上俄商只能进行易货贸易，从而实现了俄国由原料（毛皮）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呢绒、棉布）出口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穿越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以及绕过好望角的海上商路相比，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万里茶道”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延伸，而非东西方远距离贸易的组成部分。正如1792年《恰克图市约》所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容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这种带有恩惠性质的贸易是中国“以茶治边”政治逻辑的延续，更多具有外交特质而非经济属性。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打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中国被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俄国才得以摆脱贸易附属地位，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逐步掌握中俄茶贸的主导权，茶叶之路也随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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