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洱茶名称的来历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 ， 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 ， 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 ， 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
明万历年未年 ， 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 ， 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 ， 非其地不产也 ， 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 ， 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 ， 犹无茗也 。 昆明之太华 ， 其雷声初动者 ， 色香不下松萝 ， 但揉不匀细耳 。 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 ， 值亦不廉 。 士庶所用 ， 皆普茶也 ， 蒸而成团 ， 瀹作草气 ， 差胜饮水耳” ， 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
从“士庶所用 ， 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 ， 已广为流通,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 ， 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 ， 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 ， 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
其后 ， 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 ， 西蕃市之 。 ”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 ， 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 ， 制法为“蒸之成团” ， 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
参考《普洱建置历史沿革》：“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 。 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 。 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 ， 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 ， 行二日车里之普耳 ， 此处产茶 。 一山耸秀 ， 名为光山 。 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 ” ， 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一书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 。 其上产茶 ， 性温味香 ， 名普洱茶 。
至此可知 ， “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 ， 其名随地名更替 ， 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 ， 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 。 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 ， 但技术有待提高 。
三、普洱贡茶的辉煌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 ， 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１３９１年）下诏“废团茶 ， 兴叶茶” ， 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 。 但云南地处边垂 ， 未经中原统治 ， 并未受其影响 。
至明末清初 ， 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 ， 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 ， 重建统治秩序 ， 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 ， 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 ， 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 ，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 ， 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 ， 列普洱茶为贡茶 ， 献于皇室 ， 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 ， 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 ， 以通判司其事 。 六大山产茶 ， 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 ， 各贩於普洱 ， 上纳税课转行 ， 由来久矣 。 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 ， 议设总茶店 ， 以笼其利权 。 于是通判朱绣上议 ， 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 ， 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 。 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 ， 领给价值 ， 私相买卖者罪之 。 稽查严密 ， 民甚难堪 。 又商贩先价后茶 ， 通融得济 ， 官民交易 ， 缓急不通 。 且茶山之于思茅 ， 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 ， 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 ， 人役使费繁多 ， 轻戥重秤 ， 又所难免 ， 然则百斤之价 ， 得半而止矣 。 若夫远户 ， 经月往来 ， 小货零星无几 ， 加以如前弊孔 ， 能不空手而归? 小民生生之计 ， 只有此茶 ， 不以为资 ， 又以为累 。 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 ， 武官挟之以生息 ， 则截其根 ， 赭其山 ， 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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