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仍继续保留着宋朝留下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制茶工场)， 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 计有茶园120处， 在武夷设焙局(制茶工场)于四曲溪， 称御茶园， 焙工数以千计， 大造贡茶 。 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载， 元顺帝至未年(公元1367年)， 贡茶额达990斤， 明初仍之， 至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 建宁太守钱因本山茶枯， 御茶改贡延平(福建南平) 。
明朝御茶生产， 茶农负担甚重， 除完成摊派的贡额之外， 每年还要分担喊山供祭费 。 清.释超全《武夷茶歌》载：“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茶久荒， 喊山岁犹供祭费， 输官茶购自他山 。 ”当时建宁第年惊蛰日， 官史致祭御茶园边的通仙井， 祈求井水满而清， 用以制贡茶， 祭毕鸣金击鼓， 台上场声同喊曰：“茶发芽”!称喊山 。
至明朝时， 蒸青团饼茶渐渐减少， 随时着炒青芽茶的出现， 开始改贡芽茶(即散茶) 。 椐《明大政纪》记述，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 诏建宁岁贡上供茶， 罢造龙团， 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 有司勿与 。 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 其品有四：探春、先春、紫笋， 置茶户五百， 免其徭役 。 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 故有是命 。 ”因此正式改贡芽茶是自明朝始， 芽茶品质优于团饼茶， 官吏们趁督造贡茶之机， 贪污纳贿， 无恶不作 。
【元、明、清代的贡茶】《明食货志》载：“明太祖时(公元1368―1398年)， 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 到朱载皇隆庆(公元1567―1572年)初， 增到二千三百斤 。 “明朝其他各地贡茶额也都比宋朝增加 。 其增加的数额中， 相当一部分是督造官吏层层加码之故 。 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 进士曹琥《请革贡共奏疏》， 曾揭露了这种贡茶苛政， 《疏文》说：“臣查得本府(广信府)额贡芽茶， 岁不过二十斤 。 迩年以来， 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 有镇守太监之贡 。 是二贡者， 有芽茶之征， 有细茶之征 。 始于方春， 官校临门， 急如星火 。 农夫蚕妇， 和失其业， 奔走山谷， 以应诛求者， 相对泣 。 因怨而怒， 殆有不可胜言者 。 如镇守太监之贡， 岁办千有余斤， 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奏疏中接着陈述了贡茶的五大害处：其一， 采制贡共正当春耕季节， 农民男废耕， 女废织， 全年衣食无着;其二， 早春二麦未熟， 农民饿着肚子采茶制茶， 困苦不堪;其三， 官府收茶百般挑剔， 十不中一， 茶家只好忍受高价盘剥， 向富户购习好茶， 以充定额;其四， 无法交够定额， 只得买贿官校， 以求幸免;其五， 官校乘机买卖贡茶， 敲诈勒索， 整得农民倾家荡产 。
天下产茶之地， 岁贡都有定额， 有茶必贡， 无可减免 。 据《明旧志》载， 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 昔富阳鲥鱼与茶并贡， 百姓苦难言 。 佥事韩邦奇曾写了一首《茶歌》， 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罪行 。
至清朝， 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 江南、江北著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 有些贡茶还是皇帝亲自指封的 。 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 巡抚宋荦购朱正元独自精制的品质最好的“吓杀人香”茶进贡， 康熙皇帝以其名不雅， 即题曰“碧螺春”， 从此“碧螺春”茶岁必办进贡 。
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南巡时， 为搜刮地方名产， 诏令曰：进献贡品者， 遮民可升官发财， 犯人重刑减轻 。 徽州名茶“老竹铺大方”， 就是当时老竹庙和尚大方创制进贡的， 乾隆就赐以“大方”为茶名， 自此岁岁精制进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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