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 。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吴刚说 。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随着文献、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 。“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这行 。”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研究兰科植物开始，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或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
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走散了，更糟糕的是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随后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加步行，终于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
还有一次更“要命” 。2007年，金效华等十几人从云南贡山独龙江步行到西藏察隅，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 。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 。最终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他们走了七天 。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
2011年，他们一行十几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 。焦急中，他们“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 。“不枉此次迷路 。”他笑着说 。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 。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次日凌晨2点才出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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