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 虽然殿尾 ， 却也不失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 据清人考证 ， 其语源出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人家每日不可缺者 ， 柴米油盐酒醋酱茶 。 ”元人杂剧中使用时 ， 以七个字为便 ， 就减去其一 ， 但去“酒”而不省“茶”字 ， 可见它虽居末位仍被认为胜于另一种“饮料” 。 读顾炎武《日知录》 ， 忽见禁茶的记载 ， 嗜茶如我 ， 不免大惊失色 。 茶的禁令去今已远 ， 对我们丝毫不存在约束力 ， 这当然是明白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禁？历代禁酒之令屡见 ， 一般是因为天灾或兵祸 ， 粮食缺乏 ， 特别是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公元458年）以连年丰收 ， 酗酒者多 ， 遂设禁 ， 不准酿、酤、饮；那么禁茶又是为了什么呢？ 读下去 ， 看到《日知录》所引以据的是《金史》 ， 禁茶有两次 ， 一次在金章宗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 ， 一次是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 。 第一次因尚书省奏 ， “茶 ， 饮食之余 ， 非必用之物 ， 比岁上下竞啜 ， 农民尤甚 ， 市井茶肆相属 ， 商旅多以丝绢易茶 ， 岁费不下百万 ， 是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也 。 ”原来是因为金的地区不产茶 ， 进口茶叶所费甚大 ， 所以要禁；但章宗下令禁茶 ， 只禁民间 ， “命七品以上官 ， 其家方许食茶 ， 仍不得卖及馈献 ， 不应食者以（斤）两定罪赏 。 ”为什么“无用之物”的茶 ， 到了七品以上官吏宅第就“许食” ， 就不再是“无用之物”了？可见“无用”云云只是托辞 。 第二次省臣奏言虽仍称之为“非余食之急” ， 但说得比较明白 ， 云：“茶本出于宋 ， ……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 ， 这无异是以“有用之资”资宋 。 原来不是因为茶叶“无用” ， 而是因为资财“有用” ， 要保护国力 ， 在宋金对峙、时战时和的状况下它尤感必要 。 这时 ， “许食”的级别也提高了 ， 不再以七品为起点 ， 而是须“五品以上官”；禁令也严了：“余人并禁之 ， 犯者徒（刑）五年 ， 告者赏宝钱一万贯” 。 金之禁茶 ， 既有这样的原因 ， 也就不必奇怪了 。 原先只知我国历来是产茶大国 ， 因而吃惊于历史上竟有禁茶之事 ， 实在缺乏历史知识 。 读毕这段历史材料 ， 则又忽生他想 。 金是因为不产茶而禁茶 ， 如果它产茶甚至盛产名茶 ， 那么禁不禁宋茶进口呢？我的贫乏的历史知识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 以今例古呢 ， 又不免会有“想当然耳”之讥；“不知为不知”其实是不能算“知也”的 ， 孔老夫子的话未必可信 。 【茗边闲话禁茶史】 回到金章宗、宣宗的禁茶史来说 ， 两次禁令 ， 后更严于前 ， 鼓励告发的赏格出到“宝钱一万贯” ， 恐怕够惊人了——不知道是不是又将被证明“惊人”属于多余 。 它一方面表明设禁之决心 ， 另一方面也说明禁茶之难行 。 而金宣宗似乎并不想禁绝 ， 他依然是禁下不禁上 。 贵族官僚仍被列为“应食者” ， 请问“私易”如何避免？朝廷发俸又不附茶叶 。 章宗、宣宗之前 ， 金世宗还曾吃过宋地所产的新鲜荔枝 ， 此品也是不翼而至 。 清·赵翼《陔余丛考》：“《金世宗纪》：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新荔枝 ， 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 。 顷因谏官黄久约言 ， 始知之 。 ’是金亦有贡荔枝之事 。 然荔枝出闽、粤、蜀三处 ， 金时皆无其地 ， 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 。 ”金的都城是汴京（今开封） ， 稍近蜀 ， 如果这荔枝是蜀中所产 ， 由陕到汴一段可以利用金的军事设施快马传递 ， 而由蜀到陕一段则需宋人传送；若非南宋朝廷媚金进贡 ， 必是商人“窥利越境私易” 。 虽然数量远不能和茶叶相比 ， 然而上有所好 ， 又要严禁治下之民“私易”茶叶 ， 不亦难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