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贵茶之成因( 二 )


唐贞观15年(公元641年),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西藏王松赞干布时,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 。 《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 。 ”随之西藏饮茶习俗蔚为时尚 。 此后,以奶与肉食为主的边民得茶之大益,达到“宁可三日无棺,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 。 于是自唐代开始了与回纥吐蓍(今维吾尔族)长达数世纪的“茶马交易” 。 很显然,皇帝以茶和亲、以茶辅边,为的是强国固边,以示福惠边民 。
唐代宗开始(公元762年),为满足皇帝宫廷对名茶的需要,建立丁定时间、定地点,定数量、定质量的贡茶制,并责成专门官吏督造贡茶入贡事宜 。 如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浙江颐 诸山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贡茶院,其产制规模之宏大,至今也属罕见 。 史载:采制盛期“役工三万人” 。 汉常年从事制茶的“工匠千余人”,“岁贡达一万八千斤”之多 。 宫廷对贡茶的需要及因此而设施的贡茶制,客观上刺激了茶叶的生产,对兴起竞制佳品名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每年入贡的茶叶,为示皇恩,皇帝皆于清明节举行茶宴,分蝎群臣功戚 。 《全唐文》载有柳宗元“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和刘禹锡“代武中丞谢新茶表”(两篇),表明在宫廷,茶被统治者作为安抚边蕃和臣下的特别“礼遇” 。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首开“税天下茶”“十取其一” 。 仅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上茶税“岁则四十万贯” 。 税额十分可观,使茶叶生产的经济地位发生丁根本性的变化,茶业的发展进一步得到国家的重视和倡导 。
中唐酒道大行,牦粮日渐增加,人口也日趋增多,朝廷为节约粮食,确保人民生活所必须, 一边禁酒,一边倡导饮茶,以茶代酒,于国于民皆大有益 。
不仅如此,唐代宗后,朝廷内凡举考、论经修志、较量文章,“宫人已下待茶汤 。 ”唐时,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经济交往中心,赠茶又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使得饮茶习俗随之流传国外 。 唐代最高统治者直接提倡饮茶,热裹茶事,皆因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适应筑治的需要,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因而茶的地位由此上升列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 。
三、文人士大夫的褒扬
唐以前文人士大夫就介入饮茶活动,与茶结下缘份,并有作品留世 。 但唐之前的茶诗文零星散见 。 唐朝的统一强盛、国事民安、宽松开明的文化背景为文人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激发了文人创作的激情;加之茶能涤烦提神、醒脑益思而探得文人喜爱 。 文人士大夫面对名山大川,稀疏竹影、夜后明月、晨前朝霞尽兴饮茶.将钦茶作品为一种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的手段,槐 为一种高雅的文化体验过程 。 因此,自唐以来,从流传下来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等来看,无论是从数量到质量,还是从形式到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时代,这对饮茶风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从史料记蓑来看,写过有关茶作品的文人中,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的当属诗人 。 诗仙李白、 诗圣杜甫、以及白居易、卢仝、杜牧、皮日休、刘禹儡、梆宗元、姚合、元稹、温庭筠、韦应物、岑参、 皎然等诗界名流50余人,无不留有烩炙人口的茶诗 。 如李白曾写下仙人掌名茶许,自称“茶叶 行家”的白居易写茶涛50首,皮日休以《茶经》为内容用诗注释,写下《茶中杂咏》10首与陆羽 唱和,卢仝的《走笔谢盂谏议寄新茶》为茶诗千古佳作 。 诗中写到由于茶味好,竟一连吃了七碗,且细细品味,每饮一豌便有一种新感受:“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干事,尽向毛孔散 。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 ”这七碗茶祷把饮茶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表达了诗人对茶的深切喜爱 。 此诗一出,后人竟相引用 。 如杨升庵《鹧鸪天》有“清风两腋诗千 首,舌有悬河笔有功 。 ”最为有名的是苏轼的“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 ”这对提倡饮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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