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和六朝茶文化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 。 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 。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 。 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 。 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 。
【秦汉和六朝茶文化】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 。 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而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 。 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 。 由汉至南北朝,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 。
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
(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 。 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 。 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槚、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 。 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认为六经中无茶字 。 不,我过去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温暖,平均气温较现在要高2度这点,认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 。 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意把《尔雅》槚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 。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 。 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仙人丹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 。 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 。
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说中的汉代两位仙人,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 。 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芥茶系》汉王栖迟茗岭(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等记载 。 不过,这些都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 。 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 。 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 。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 。 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 。 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 。 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 。 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 。 据报导,在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 。 笥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槚的异体字;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已发展 。 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 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这样一句 。 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 。 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 。 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 。 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其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称炰鳖烹荼,后称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 。 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 。 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足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 。 《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是把烹荼和前面的炰鳖联成为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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