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铫”(diao)亦称石铫、纱铫 ， 即煮水的容器 ， 在古代茶书中又称“水釜”、瓢、鼎、镬 。 辞海中的解释为：“吊子 ， 一种有柄有流的烹器 。 ”辞源中的解释为“有柄有流的小型烧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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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紫砂茶具：穿心铫】
图：紫砂穿心铫
根据《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军著)中先容 ， 受中国明清烹茶道影响的日本煎茶道中使用的纱铫 ， 一般是用白泥或红泥制成 ， 容量在500—1000毫升之间 ， 其中以日本文政时期(1818—1830)从中国潮汕、漳州地区入口的“文政渡砂铫”闻名 。 “文政渡砂铫”以白泥为料 ， 壁薄如纸 ， 煮出的水口感柔和 ， 用此水泡出的茶香高味道美 。 而日本煎茶道则是在17—19世纪间将中国明代的文士茶变通定格 ， 汲取营养 ， 咀嚼其精髓而创成的 。
从目前所知的中国历代茶书的内容中可以考证：在明代之前作为煮水的容器“铫”并不太讲究 ， 只是“铜锺鼎鋞鋗鉇铫”中的一种铜制容器 ， 而一般茶人只是较注重候汤的重要性 。 直到明代文士茶的流行与普及 ， 对于茶器的讲究又上了一个层次 。 在明代张源《茶录》(1595年)中提到“桑苎翁煮茶用银瓢 ， 谓过于奢靡 。 后用瓷器又不能持久 ， 卒归于银……在山斋茅舍 ， 惟用锡瓢 ， 亦无损香、色、味 。 ”而在中国茶史上据有重要地位的明代许次纾的《茶疏》(1597年)中有了更深的解释：“煮水器：金乃水母 ， 锡备柔刚 ， 味不咸涩 ， 作铫最良 。 铫必穿其心 ， 令透火气 ， 沸速则鲜嫩风逸 ， 沸迟则老熟昏钝 ， 兼有汤气……”文中第一次提到“穿其心”的铫 ， 也是历代茶书中提到“瓯注”时 ， 以为“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 ， 往时龚春茶壶 ， 本日时大彬所制 ， 大为时人宝惜 。 盖皆以粗砂制之 ， 正取砂无土气耳 。 ”“……其余细砂 ， 及造自他匠手者 ， 质恶制劣 ， 尤有土气 ， 绝能败味 ， 勿用勿用 。 ”其后的茶书如屠本畯《茗笈》(1610年左右)中也有引用 。 而在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然炉头风雨声 ， 铜瓶易作 ， 不免汤腥 ， 砂铫亦嫌土气 ， 惟纯锡为五金之母 ， 以制差铫 ， 能益水德 ， 沸亦声清 ， ……”从此以后茶铫都以锡制为佳 。 从上述的茶书资料可以知道 ， 穿心铫与时大彬的茶壶在明代万历年曾流行成时尚 ， 且1597年左右时大彬的壶以粗砂为主 ， 而跟着时间的消逝及泡茶方式的改变 ， 穿心铫的名称也为人们徐徐淡忘 。
穿心铫是明代紫砂茶具发展方向之一 。 但明代紫砂茶具的发展过程却颇多疑问 。 作为创始之器的供春壶始终无法确认 。 按周高起《阳羡茗壶系》 ， 紫砂壶创始于金沙寺僧 ， 后传于供春 ， 供春擅作小壶 ， 后时大彬游娄东后学作小壶 。 然后名工辈出 ， 不可胜数 。 金沙寺址尚存 ， 然又有明末周容《宜兴壶记》云：“始万历间大潮山寺僧 。 ”大潮山在宜兴与浙江长兴交界处 ， 寺址不可考 。 所谓寺僧当为后人托古之辞 ， 不可信 。 “供春”首见于万历二十五年许次纾《茶疏》 ， 原文“龚春”;万历三十二年闻龙《茶笺》亦记有“龚春”壶 。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证为“供春” 。 吴骞引申为颐山家童 。 《宜兴县志》：“吴颐山 ， 仕 ， 正德丁卯发解元 。 ”看来即便(龚)供春其人无误其作品也无法确认 。 所谓供春小壶亦无从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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