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慧怡
手抄与印刷
陆大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世纪没有对原创性的迷思，主要和介质昂贵有关？当印刷术开始普及，可以比较便宜地大规模复制书籍，原创性就越来越受重视？
包慧怡：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三十年，英国商人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伦敦成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 。他当时选择付梓的文本也是精挑细选后决定的：一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是托马斯·马洛里（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85） 。卡克斯顿四处漫游，他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书，他选择印这两位生平可考的作者的作品，把写作从混沌当中打捞出来，让人们终于可以讨论单数的作者 。而乔叟可以成为英国文学之父，也与他的书被印得多、读者多有关 。但这一切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比如位于西方正典核心的莎士比亚也没有对署名的执着，他仅在诗集上署名，他的剧本在生前从没出版过，甚至他留下的三十几个签名里，每个拼写都不一样，因为那时没有正字法 。
蔡伟杰：在清史研究中，面对满、蒙、藏文的档案，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翻译 。可以说，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翻译已经和研究结合在了一起 。我也不觉得翻译工作本身更容易，它需要译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理解作者和相关的时代 。比如我译《中国西征》时，需要核查大量引文，有时候发现作者的理解有误，我再出个注，标明这个地方的原文实际是什么，英译文是什么样的，英文的误译如何导致了作者错误的理解 。某种程度上，翻译也是再创作的过程，是译者和作者对话的结果，因此翻译作品也有自己的生命 。
陆大鹏：我前段时间在一个英文播客里听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哀叹，生活在数字时代的学生，从小读印刷品或电子书长大，以至于如今历史学面临的一大障碍便是，能阅读手写体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到对新发现的南北战争时期李将军的书信都识读不了的地步 。两位老师都有阅读古代手写体资料的经验，你们觉得识读困难吗？
陆大鹏
包慧怡：我无法想象南北战争时期的文本就已经读不了了，我想李将军的字还不至于草成那样 。在中世纪文本领域，古文书学（paleography）是一门单独的学科 。中世纪有一套完整的缩写系统，当时的一些字体，比如哥特黑体，尽管方方正正，易于辨识，但有的人在书写时喜欢炫技连写，让人读起来犹如猜谜，这就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做研究，如果没有印刷的精校本，就要先花大量时间从羊皮转写（transliteration），自己生成文本 。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是十足的体力活，通常一天能转写半页到一页就很不错了，有时甚至要训练自己对字体产生肌肉记忆 。而哥特黑体已经算比较规律的字体了，更难认的还有私生子体、岛屿大斜体、加洛林王朝小写体……我们把挤在一起的字母称为“字母汤”（alphabet soup），类似字母大乱炖，它们让整个识别过程好像破案 。在拉丁文或古英文转写完后，第二步是把它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到第三步研究才开始 。当然，我们研究的大部分内容都有精校本，也就是说我们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工作的 。一般情况下，即便要转录，你也不会转写整个抄本，而只是摘取其中对研究有价值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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