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减肥-复胖-再减肥”这个循环中，她渐渐失去了自我的掌控感——“无休止的自我检查、自我惩罚，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只是在践行这个社会对我的要求 。”
肥胖者常常会经历一种“健身即美德”的道德捆绑，他们遭受的歧视也大多来源于此 。人们倾向于把训练有素的身体痕迹与某种品质挂钩，锻炼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而肥胖就意味着意志力薄弱 。
熊欢认为，单纯把肥胖归罪于个体的不自律，就掩盖了公共治理的责任 。在被996加班和高热量饮食充斥的都市生活中，我们的身体大多是失控的 。许多学者认为，肥胖是一个现代城市病，它不仅是个人问题，也反映了社会分层、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题 。
与此同时，那些“理想身体”的持有者也不仅仅只有她们自己 。熊欢说：“大众明星是一种文化产品，他们的外表、形象，甚至行为都是被塑造的，他们有自己的化妆师、营养师、减肥师、健康师等等，这些部门都是在对其身体进行塑形 。我们本来是在消费这个‘产品’，可有些人如果偏要变成那样的‘产品’，那就会很痛苦 。”
“下着雨跳舞那种感觉真的好high”
尽管如此，追求理想身体并不是所有女性的运动选择 。《凡身之造》中一个来自农村的案例即是如此 。
木木26岁，育有两儿一女 。她从小喜欢跳舞，但结婚之后就没有了时间 。直到孩子上学后，木木和丈夫一起到了县城的工地上干活 。她偶然看到县城的小广场上有人跳舞，“就像找到了可以呼吸的地方”，立马加入进去 。
以后每天下班，她会骑20分钟摩托车赶去跳舞，那是她生活中少有的浪漫时刻 。“每晚都想跳，下雨了也跳 。下着雨跳舞那种感觉真的好high 。”
广场舞成为木木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只是为了身材 。这正是《凡身之造》一书始终强调的“主体性”的含义所在 。无论如何，她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怎么看” 。
熊欢团队发现，在农村生活中，自娱自乐是健身带给女性的最大满足 。熊欢将这样的差异归因为，农村女性感受自我的机会要比城市女性更少，所以她们更容易在体育活动中找到认同和满足感 。
平日里，木木也会注意自己的身材，但她不追求极致的瘦，也不喜欢“健身网红”们细腰翘臀式的身材 。她对自己的外形要求是“看起来舒服就行，跳起舞来身体轻盈” 。
木木发现，农村女性“基本很少会去刻意地塑形，也很少人有控制饮食和运动塑形的意识” 。虽然她自己会跳舞保持身材，但“不好意思化妆去工地上班”——她的工作环境几乎是反修饰的 。农村女性健身没有很强的功利性，大概是因为那个结果本身就不是属于她们的“利” 。相比之下，健美的结果带给城市女性的则是不一样的内涵 。
熊欢曾研究过中国城市女性体育参与的分层现象，她发现，中产阶层女性的外表往往与其“社会定位、事业成功、经济目标的实现等因素密切相关”，她们希望通过体育参与来确立自己社会地位 。因此其体育参与的方式具有很强的“消费性、目的性以及文化诉求性”，比如以塑形为健身目的，通过购买昂贵的运动服装体现她们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
缺少主体性作为健身驱动力，一方面会造成“办了卡却没怎么去”的经济消耗，但更重要的是，你能否真正地享受运动本身 。
为什么健身能够“赋能”女性
直至现在，中国社会中的运动氛围依然谈不上浓厚 。熊欢总结出了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教育偏向的问题，中国教育传统更注重智力的培养，体育课常常是被占掉的，很多孩子体会不到体育的乐趣，长大后也不知道怎么用身体运动去娱乐 。另一方面，社会也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去享受运动 。”最终的结果是，人们为了健康、为了保持在婚恋及劳动市场的竞争力，挤出时间去运动，而不是在真正享受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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