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中 ， 实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广全喜、公合泉、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晋帮商号 。 乾隆后期 ， 他们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输入俄国的茶叶不下200万斤 。 嘉庆五年(1800) ， 仅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就达279990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 。 XIV,1845 。 ) ， 有250多万斤 。 进入道光年间 ， 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 ， 出口数额大增 。 根据一份海外文献统计 ， 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 ， 我国每年通过蒙古输入俄国的茶叶(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平均为807188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 。 XIV,1845 。 ) ， 合700多万斤 ， 价值800多万卢布 。 几年后 ， “1843年 ， 运至恰克图交易的茶叶120000箱 ， 其中花茶80000箱 ， 家茶40000箱 。 价格数年没有变动 。 此时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 ， 一箱二级花茶为120卢布 ， 一长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为80卢布”(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 ， 第1284页 。 中华书局1962年版 。 ) 。 这时的茶叶贸易创汇每年可达1240万卢布 ， 折合白银约500-600万两 。 咸丰初年 ， 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 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达15万箱 ， 计900多万斤 。 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 ， 就其形成和内容而言 ， 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 ， 双方商务不失为公道之举 。 并且 ， 华商(晋商)对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 ， 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 ， 年年呈现出超 ， 不少的白银从俄国流入 。
这种形势未能维持多久便发生了变化 。 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晋商在对外贸易中难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实力和地位 ， 难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笼罩 。 同治元年(1862)二月 ， 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基础上 ， 又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缔结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 于东南沿海通商权的基础上 ， 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权 ， 并攫取了低税率的特权和深入内地采购土货(包括茶叶)及其加工制作权利 。 更为严重的是 ，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允许俄商从中国运货出口 ， 只纳正税 ， 有关票规银、厘金的征收皆予以优免 。 同治五年(1866) ， 沙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子口税 ， 使俄商运茶成本大为降低 。 这样就为俄商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开通了道路 。 结果 ， 山西茶商的利权被夺 ， 生机顿减 。 从前恰克图国际商城的120家山西商号到同治二年(1863)以后 ， 因受外力的冲击而纷纷倒闭 ， 只留60多家 。 到同治五年(1866)之后 ， 恰克图“买卖城只剩下了四个老的山西行庄 。 并且……在这项贸易(茶叶贸易)上 ， 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 ， 因为在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 ， 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 ， 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注：档案：1868年海关贸易报告册 ， 第2-4页 。 ) 。 尽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晋商的强烈要求下 ， 下令削减了一些厘税和浮收杂税 ， 但很不够 ， 根本没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样的税务优待 ， 估然不能够摆脱出口买卖上的困境 ， 依旧免不了在与俄商的商务较量中遭受失败 。 对此 ， 时人写道：“自江汉关通商以后 ， 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 ， 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 ， 自汉运津 ， 由津运俄 ， 运费省俭 ， 所运日多 ， 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 而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 ， 仍走陆路；赴东口者 ， 于同治十二年禀请援照俄商之例 ， 免天津复进口半税 ， 将向由陆路运俄之茶 ， 改由招商局船自汉(汉口)运津 ， 经李鸿章批准照办 。 惟须仍完内地税厘(厘金) ， 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两税外概不重征 ， 仍难获利 ， 是以只分二成由汉运津 ， 其余仍为陆路 。 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 。 深恐日后 ， 俄商运举更多 ， 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 。 ”(注：王先谦：《议复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 ， 见《刘坤一遗集》奏疏稿 ， 卷1 。 )俄商势力就是这样在本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 ， 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发展的 。 当时国运衰退、世道险恶 ， 毫无情理可言 ， 外国人运中国货物出口竟能得到税法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超常的优待 ， 而中国人运中国货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视 ， 遇到清政府重税的抑制 ， 于海上航运的茶货竟要缴纳陆路上的各种厘金(晋商贩茶出口 ， 除交纳正税外 ， 到恰克图 ， 每票复交票规银50两 。 咸丰十年后 ， 因军饷支绌 ， 规定每商票一张 ， 在察哈尔都统衙门 ， 捐输厘金60两银) ， 实在是咄咄怪事 ， 欺人太甚 。 显然 ， 晚清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控制 ， 清政府已经变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工具 。 换言之 ， 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 ， 清廷越来越走向买办化 ， 它的统治职能越来越趋向反动 ， 逐渐俯首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意志 。 同治末年(1874) ， 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中 ， 晋商输入俄国的茶叶降到6万担(600万斤) ， 到光绪四年(1878) ， 晋商由湖北、湖南等处运销于俄国的茶叶又降至5.5万担 ， 其中80%的是红茶和砖茶 ， 而同年俄商直接从中国武汉等处贩去的茶叶则猛增到27.5万担(注：渠绍淼等：《山西外贸志》上册 ， 第84页 。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刊印1984年 。 ) ， 是晋商在蒙古组织出口的5倍之多 。 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华北遭受大旱灾 ， 牲畜倒毙过多 ， 晋商缺乏运茶工具 ， 但更重要的是 ， 殖民主义因素在起作用 ， 即俄商在湖北直接开办茶厂 ， 用蒸气手段压制砖茶 ， 以宗主国国民的身份无理地几乎是无偿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茶叶资源和获取鄂省的廉价劳动力 ， 大量降低成本 。 并得到中国官方给予运销上的政策优惠 ， 从而更有力地侵夺中国商利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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