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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二 )

茶知识中华茶史茶文化


蒲圻、崇阳等各县地方 ， 在咸丰、同治时期 ， 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导 ， 已能够制作上好的青茶 。 先由妇女儿童在谷雨前摘取嫩芽 ， 而后使其干枯、压卷 ， 继之将茶叶洗净 ， 入锅微熏微炒(稍喷水) ， 出锅后用簸箕盛做一堆 ， 用手使劲揉搓 ， 去其苦水 。 再炒再揉 ， 然后用柴火或炭火焙干 。 除了制作青茶之外 ， 这一带制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红茶 。 红茶的加工技术最早是由广东商人在道光末年从其故乡传入湖南安化的 ， 接着山西商人又将之传播到鄂东南以至鄂北 。 蒲、崇等县乡之民依其指授而行 ， 他们“做红茶 ， 雨前摘取茶叶 ， 用晒垫铺晒 ， 晒软合成一堆 ， 用脚揉踩 ， 去其苦水 ， 踩而又晒 。 至于捻不粘 ， 再加布袋盛贮筑紧 ， 需三时之久 ， 待其发烧变色 ， 则谓之上汗 ， 汗后仍晒 ， 以干为度”(注：(清)崔淦等：同治《襄阳县志》卷3 。 ) 。 所谓雨前是指谷雨之前 。 三月采者为头茶 ， 可做青茶 。 四月底五月初采撷者为二茶 ， 六月初采者为“菏花” ， 七月份采者为“秋露” ， 都是可以加工成红茶的 。 民户制成其成品后 ， 存入竹器 ， 以待客商(晋商)收购 ， 或送往客商处出卖 。 园户自采(有时也雇临工) ， 自行晒炒 ， 大量焙制茶叶 ， 每年产量可达20-30万担(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烟的种植与分布》 ， 见《古今农业》1993年第3期 。 ) ， 为湖北省的大宗物质财富 。 咸、同时的茶叶 ， 大都是散茶 ， 晋商收购后 ， 要对之实行较大规模的包装 。
到了光绪年间 ， 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 。 由于从前茶农交给晋商的散装品 ， 体积大 ， 重量轻 ， 运输不便 ， 且需将茶叶装入竹篓 ， 踩压结实后 ， 再行载运 ， 颇有耗损 。 为了适应茶商的要求 ， 而出现了砖茶生产 。 据说 ， 湖北茶叶集散中心“洋楼峒(湘鄂边境)之始有砖茶 ， 始自光绪初年 ， 由山西商人开其端 。 其压制法极为幼稚 ， 置茶叶于蒸笼中 ， 架锅上蒸之 ， 倾入模型中 ， 置木架压榨器中 ， 借杠杆力 ， 压榨之 ， 移时 ， 在模中托出 ， 放于楼上 ， 听其自然干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 ， 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 。 ) 。 晋商又与这里的砖茶生产联系起来了 ， 他们再一次充当了制茶新技术的传播者 。 在湖北的崇、蒲地方 ， 红茶是由商贸的需要而兴起、而发展 ， 又因商贸的需要而相应地转变其加工形式和制作手段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 商贸因素在茶叶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 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
在羊楼峒以至整个湖北省来说 ， 压制砖茶可算得上是一项新的加工方法 ， 但它并不是近代化的先进技术 。 因为作为砖茶制作手段中的压力设施乃是一种原始的木制平压机 ， 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过 ， 属于民间简单机械 。 其生产规模较小 ， 基本上是一种手工作坊劳动 。 每架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成60筐茶叶 ， 合90担(注：参见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第18-19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 。 ) 。 起初使用的木质压榨机 ， 操纵不便 ， 平压效果不良 ， 厚薄不均匀 ， 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 ， 既不整洁 ， 又多损耗 。 不过 ， 尽管这种压力设备较为落后 ， 可是利用它足以改变崇、蒲各县的茶叶加工形式及其发展方向 。 可以说 ， 第一台木压机在该处的启用 ， 就标志着当地新的产品形态的开始 ， 它逐渐将散茶制作过程转变为砖茶制作过程 ， 促使茶叶加工由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
不久 ， 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 ， 将其工作原理由过去的杠杆作用转变为手摇轮转 ， 既省力又省工 。 (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 ， 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 。 )并且 ， 增大了压力 ， 使产品光洁整齐 ， 从而节省了原料 ， 改善了产品外观 。 劳动工具乃为重要的生产力内容 ， 改进工具即为提高生产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质手段 。 制茶器械的革新 ， 必然会带动茶叶加工的发展 。 所以 ， 当铁质压茶机在羊楼峒投入使用后 ， 制茶业很快有了起色 ， 局面有了明显改观 。 不过 ， 这种改进是有限的 ， 属于“渐变” ， 未出现质的变化 。 崇、蒲地方或羊楼峒一带的茶叶加工仍然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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