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念想干煎带鱼
拿我们童年 , 和现在比 , 真的很不一样 。
桔子味道 , 是我辈少时具有爆裂感的口舌之乐;冰冻过的 , 美妙再翻倍 。 那个年头 , 民间不常提及血脂、血糖什么的 。 老少最熟悉的生理指标 , 是体温 。 都知道37摄氏度为界限 。 那时多数人都领教过青霉素肌肉注射 。 临注射 , 露出白白的小半臀 , 身体早已不自觉地做出要逃离的姿态 。 一针扎入 , 酸胀得令人要笑、要哭、要骂人 。 然后一颠一颠走开 , 让下一个上来 。
1965年 , 我哥哥在上海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滑梯上 , 因同学间推搡 , 头部倒栽着滑下 , 得脑震荡后 , 家长根本想不到去和学校交涉 , 校方也没有为此派员在我哥哥面前出现 。 大家都很好商量地活着 , 真心以为 , 比世上所有地方的人类 , 都活得要爽 。
有一样食物 , 此时彼时几十年来 , 始终不声不响地贯穿我们的日子 , 这就是带鱼 。
那年头 , 带鱼是供应量很大的海产品之一 。 老百姓都能买到 , 但要买到优质带鱼 , 就得比拼谁更早去菜场排队 。 当时上海菜场标准宽度的带鱼 , 每市斤售价三毛一 。 再宽上去一档 , 卖三毛五;如果有幸买到 , 拿去专业刮鱼鳞的摊上 , 免费替你处理一番后 , 用几股稻草从鱼唇穿过 , 拎着它们行过市场、行过街坊 , 对路人的羡慕假意忽略 , 脸上有几分踌躇满志的傻笑 , 那是没人会骂你神经病的 。 如果是我这样的儿童 , 买得超宽的带鱼提回家 , 走着走着 , 就觉得自己有点小英雄王二小的味道了 。
关于买带鱼 , 叫我想起一个个冰锥垂挂的寒冷冬日 。 同样是冬天 , 那时要冷得多 。 小学一二年级的我 , 曾在周日早上五点起床去菜场 , 在开秤前排在队伍的前段 , 成功买到三毛五一斤的超标带鱼 。 七点左右 , 功成名就地走进家门 , 家里的窗玻璃上都是雾水 , 空气混浊 。 父母尚未起床 , 父亲极给面子地 , 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抬起头 , 看了一眼菜篮里的带鱼 , 说 , “嗯 , 不错” 。 那便是我们少时的莫大幸福了 , 即便我的小手已冻得红肿 。
七八岁的孩子 , 在军事英雄主义感召下 , 自觉地将脂肪不丰的身体 , 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抽出 , 唯恐吵醒父母 , 轻手轻脚像一枚贼似的 , 从家里溜出去买菜 , 天都未亮 。 那是克服了多项与少儿天性相背的困难的 。 至今 , 我丝毫没有责备父母的意思 。 我觉得 , 当年他们这样操练孩子 , 比现在大多数家长 , 要有效、有趣多了 。
想起来 , 我八九岁时 , 就能做一道上得台面的干煎带鱼 , 还懂得煎炸之前 , 用薄盐、葱姜、花雕和香料 , 先将食材腌渍两小时 。 ——父母很长时间都不在身边 , 自己不学也难 。
三十岁那年 , 我在澳洲结识了一个同龄的上海兄弟 , 他是出名的艺术家 , 祖籍杨浦一线 。 他的膳食口味 , 和我相仿 , 像很多上海人一样对水产品情有独钟 。 记得 , 我在澳洲待了七年后 , 回到上海的次日 , 一个人一口气吃了四五两重的大闸蟹十三只 。 先是买了八只 , 剥到第六只 , 摸着底线了 , 独恐断了兴致 , 冲出去再买回五只煮起来 , 连着前面的 , 通通干掉 。 真像在办一件一辈子的大事 。 我确信 , 我那朋友 , 也会这样做 。
有点烹饪经验的人都知道 , 海鲜河鲜下锅煎炸时 , 油烟四起 , 气味巨大 。 过去没有油烟脱排设备 , 一家炸鱼 , 能污染一条街 。 所以 , 西人大多不在家里煎炸 。 他们也喜欢煎炸的鱼类 , 一般会去快餐店 , 吃一次fish and chips了结 。 偏偏我那位同龄朋友的几轮夫人 , 都是欧美女子 , 他早就接受了不在室内厨房煎炸水产食品的习惯 。 或许 , 这种口福受限 , 使他对干煎带鱼之类的上心和痴迷 , 远远超过我们 。 在一定周期 , 不过一次瘾 , 他会心烦 。 真是应了那条人性箴言:哪里有压抑 , 哪里就有抓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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