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茶至上 ， 这一饮茶者的隐蔽基因 ， 之于中国人 ， 所谓新茶 ， 绿茶而已 。 1934年 ， 中国现代茶业先驱吴觉农先生领导的一份全国性取样调查－－涉及当时全国22个行省 ， 中国茶叶消费的普查性调查表明：中国人消费茶叶的种类 ， 一半以绿茶为主体 ， 一半为红茶 。 但如果更仔细研究这份调查 ， 凡以绿茶为消费主体的 ， 皆为产茶省份 。 运输之便利与否 ， 是决定选择何种茶叶种类的重要因素 。 另外 ， 这份调查提供的中国人均茶叶年消费量为1.2斤 ， 大约相当于同期英国人均年消费量的1/10 。
绿茶与红茶之分别 ， 尤其是饮者味觉选择与味觉依赖 ，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研究并理解奢侈品作为历史动力的核心所在 。 凯瑟琳皇后那箱茶叶 ， 是红茶还是绿茶 ， 作为一种指代 ， 一个近乎玩笑的好奇 ， 放诸茶的全球性演进格局里 ， 改变世界的 ， 甚至是无人意识到的微观的群体性味觉偏好 。 这是这种好奇心的价值所在 。
很简单 ， 再快的快帆 ， 也无法使英国人像中国人一样 ， 在最短时间内品赏到中国一芽一叶的新鲜绿茶 。 在那个年代 ， 这是定论 。 这般现实之下 ， 英国人的味觉会有何种选择？
中国学者仲伟民注意到 ， 1715年对英国是一个分界线 ， 此后由于中国低价的绿茶进入 ， 使英国饮茶人口剧增 。 而之前的“武夷茶”价格过于昂贵 ， 购买者少－－可否由“武夷茶”之名称 ， 来想象并推断之前英国进口的中国茶是红茶呢？由此断论 ， 大谬！
回到英国茶叶消费量暴涨200多倍的18世纪 ， 研究者注意到的社会事实是：茶叶掺假 。 这是任何奢侈品在其时尚期 ， 并最终导向平民化过程中 ， 极自然的一个阶段 。 当时的掺假方式也很“专业”：最常被用来掺假的叶子是山楂树叶(用来冒充绿茶)和黑刺梨树叶(用来冒充红茶) ， 桦树、白蜡树和接骨木的叶子也曾用来冒充茶叶 。 当然 ， 用这些叶子泡出来的汤水并不很像茶水 ， 因此就有必要加入各种染色剂 。 除了棕儿茶之外 ， 这些染色剂还包括铜绿、硫酸铁、普鲁士蓝、荷兰粉红、碳酸铜 ， 甚至羊粪 。 在以上这些染料中 ， 羊粪很可能是危害最小的一种 。 《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回这段历史：“可以肯定的是 ， 茶叶掺假的规模是很大的 ， 因为它促使议会通过了禁止性的法律 。 ”
掺假始自何时？是那一广泛而深入人心的英国茶广告 ， “几乎可以与最好的进口武夷茶相媲美”－－实则为掺假茶的广告 。 这是1710年 。 至少 ， 这一年份之前 ， 红茶绿茶 ， 英国皆有 。 很难说当时英国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群体性味觉偏好的形成 。
制造假茶当然不止英国人这么干 。 当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记录他在中国看到的绿茶“上色”：在炒茶的最后一个环节将这种染色剂撒到茶叶上 。 在茶叶出锅前5分钟 ， 即燃烧一根香的时间 ， 监工用一个小瓷调羹把染色剂撒在每口锅里的茶叶上 。 炒工用双手快速翻动茶叶 ， 以便均匀染色 。
与更恶劣的将山楂树叶冒充绿茶不同 ， 中国茶农只是将绿茶变得更绿而已 。 这背后的动力是：英国人认为绿茶越绿越好 。 受制于这种对绿色色泽的偏好 ， 日本人在采茶前3周 ， 即用草席将茶树罩住 ， 以增加幼芽的叶绿素 。 只是 ， 这种由需求方决定供应者 ， 并导致供给方造假 ， 已离英国造假过去100多年 。 这时 ， 供求双方的权力关系 ， 已经逆转 。
罗伯特·福琼在中国更有价值的发现是：原来红茶与绿茶并非不同的茶树种分别制成 ， 而是一样的茶树 ， 不同的工艺而已 。 而此前 ， 英国人以及欧洲人一直固执地认为红茶与绿茶 ， 茶树迥然有别 。 1848～1851年 ， 福琼在中国待了3年 。 由他的描述看 ， 至少这时候 ， 绿茶仍是出口英国的种类之一 。 据说 ， 当年的福琼 ， “留了一条辫子 ， 一旦离开上海之后 ， 就将其头上其他部位的头发剃光 ， 穿上中国衣服……他往印度送回两万种(中国茶树)样本 ， 并将这些样本用4条不同的船运送 ， 以确保至少有一些能够安全到达” 。 这是茶叶有涉国家安全与国家战略的另一个话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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