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不共戴天之仇”， 仇恨之深， 竟至于不愿跟仇人共处一片蓝天下 。 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为父报仇的故事 。 儒生王良借了族侄王俊的高利贷， 因为还债的利息纠葛发生了争执， 王俊酒后居然将叔父殴打致死 。 王良的儿子王世名是名秀才， 在父亲临死前发誓道：“此不共戴天之仇， 儿誓不与俱生人世！”王俊仗着钱多， 央求族长出面私了， 王世名深知如果告到官府， 被王俊上下打点之后， 肯定不会判他的死刑， 因此接受了王俊赔偿的三十亩肥田 。 五年之中， 王世名照常跟王俊来往， 谈笑风生， 外人都以为王世名早已忘记了父仇 。 隐忍五年之后， 王世名终于逮到一个机会， 仗剑斩下了王俊的首级， 到官府自首 。 官府知王世名乃孝子复仇， 有意开脱他的罪名， 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开棺验明其父的死因 。 为了保全父亲的遗骨， 王世名当堂撞死， 他的妻子也绝食而死， 追随丈夫而去 。
王世名是个儒生， 人们通常误认为儒家缺乏刚烈之气， 殊不知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 人们还想当然地把“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加在孔子头上， 认为这是孔子的教诲， 其实孔子哪里说过这样的话！孔子的原话是：“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 ”“直”的本义是不弯曲， 这里指正直之道 。 如果别人对你有德， 你要报之以德；如果别人伤害了你， 你不能逆来顺受， 忍辱偷生， 而是要刚强不屈， 采取正直之道去报复仇人 。
不仅孔子如此， 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礼记》还详细规定了各种复仇原则， 《曲礼上》篇中写道：“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 ”父仇不共戴天；杀兄弟之仇， 则要随身携带兵器， 见到仇人径直杀掉， 不须再回家取兵器；杀朋友之仇， 不能跟仇人共处一个国家之内 。
《论语·檀弓》载， 孔子的学生子夏询问为父母复仇之道， 孔子回答说：“寝苫， 枕干， 不仕， 弗与共天下也 。 遇诸市朝， 不反兵而斗 。 ”意思是儿子要睡在草垫子上， 拿盾牌当枕头， 还不能去做官， 卧薪尝胆 。 一旦在街头遇到仇人， 拿出随身携带的兵器就杀掉仇人 。
《公羊传·定公四年》也说：“父不受诛， 子复仇， 可也；父受诛， 子复仇， 推刃之道也 。 ”意思是说：父亲无辜被杀， 儿子可以复仇；如果父亲有罪被杀， 儿子为父亲复仇就会形成“推刃之道”， 即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后者不被赞赏 。 伍子胥当年为报父仇， 率领吴军攻入楚国都城， 将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 鞭尸三百， 这一行为得到当时人的充分理解和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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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 “礼”和“法”的冲突越来越剧烈 。 武则天统治时期， 出了一桩中国法律史上著名的谋杀案：御史赵师韫在一家驿站里被一名叫徐元庆的服务生所杀， 徐元庆随即投案自首 。 原来赵师韫担任县尉的时候， 杀了徐元庆的父亲， 徐元庆为报父仇， 隐姓埋名， 终于报了杀父之仇 。 这桩谋杀案引发了朝廷的巨大争议：依照律法， 徐元庆必死无疑；可是依照古礼， 徐元庆又应该受到表彰 。 连武则天本人都被这个案子深深地困扰 。
著名诗人陈子昂写了一篇《复仇议》， 认为礼是使人进步的， 而法是维持国家秩序的 。 徐元庆依法当杀， 但他为父报仇的精神可嘉， 建议先杀了徐元庆， 再大张旗鼓地表彰一番 。 这个提议巧妙地避开了“礼”和“法”的冲突， 案子最后也是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判决的 。
一百多年之后， 柳宗元也写了一篇《驳〈复仇议〉》， 指出陈子昂的观点互相矛盾， 有罪就是有罪， 无罪就是无罪， 对同一件事情怎么可以既惩罚又表彰呢？柳宗元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徐元庆的父亲是否无辜被杀， 如果是无辜被杀， 徐元庆复仇就无罪；如果有罪被杀， 徐元庆复仇就有罪 。 因此， 核心在于查清赵师韫是否出于私怨杀了徐元庆之父， 若果真如此， 徐元庆复仇就是“守礼而行义”， 非但不能判罪， 反而要无罪释放， 并向他道歉！柳宗元的立论基础就是周礼关于复仇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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