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史学家顾炎武在鸿篇巨制《天下郡国利病书》（The Strategic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Province in the Empire）中描述了嘉靖新币的影响 。 顾炎武举了位于月港以南10英里的福建漳浦县的例子 。 顾炎武写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县里的商人在嘉靖朝开始后仍然倾向于使用宋代的铸钱—准确地说，宋神宗元丰年间的钱—而此时距离其发行的1085年，已过去四个多世纪了 。 之后十年，嘉靖皇帝设立铸币厂，以最快的速度造出钱币 。 嘉靖的努力对漳浦的影响并不大 。 年复一年，顾炎武描述，人们首选的钱从一种宋钱换成另一种 。 每次更替后，手里积攒的废钱就成了困扰 。 直到1577年，嘉靖皇帝驾崩五年后 ，漳浦县才终于开始使用合法货币 。 数十年来，人们第一次使用现任统治者万历皇帝铸造的钱币 。 但这一状况转瞬即逝，顾炎武写道：“方一年，而万历钱又置不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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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银锭”（sycee）的小银块，在明、清两代取代了铸币 。 银锭上的烙印包括银匠的标志（从图中难以识别，可能是“顺祥匠”）和年份（光绪二十年，即1895年） 。
白银早已被视为价值贮藏的一种，只是因为它太稀有、昂贵，所以很少用于普通的小规模交易 。 但铜钱和纸币的不确定性使得无计可施的商人会随身携带做成浅碗状、直径一到四英寸的小银锭 。 生意人碰面时用银锭来做买卖，使用珠宝商的秤来称重，然后用特制剪刀裁下需要的量；他们会请“看银师”来鉴定银锭的纯度，“看银师”收取评估费，而且通常会对买卖双方耍诈 。 尽管不太灵光，但这套系统比起随时可能价值归零的铸钱要好得多 。 1570年，一位作家抱怨道，到倭乱末期，铸钱在整个市场交易中的使用份额已经不到十分之一了 。 中国政府并没有发行银锭；仿佛在自由主义的幻梦中一样，货币供应实际上实现了私有化 。 任何能弄到白银的人都能请“看银师”来认证它—即刻可用的钱！大家都在使用散碎银两付账 。
明朝皇帝也渐渐不情不愿地接受了这套系统 。 中国基本的税收制度—农民上缴一部分收获物—已经延续800年没有改变过了 。 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不但充满了漏洞还增加了许多额外税项，这为腐败提供了机会 。 京城朝廷通过一系列法令，重排了税赋清册，并要求人民用原银而非实物来缴纳新增的税赋 。 到16世纪70年代，万历朝开始时，90%运到北京的税收都是闪着光泽的金属块 。
?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 它的“白银化”意味着数千万富裕的中国人突然之间需要大量的银块，用来完成缴税、做生意等最基本的事情 。 它激起了对这种金属极其庞大的需求 。 麻烦的是，中国的银矿就像它的铜矿一样，几近枯竭了 。 买卖人弄不到足够的白银去支付任何东西，包括他们自己的税费 。 附近唯一的白银供应源就是日本 。 在官方层面，中国和日本之间并不友善—确实如此，这两个国家不久后将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 。 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白银来维持生意运转，商人们找到了倭寇 。 买卖人用丝绸、瓷器和持有白银的凶寇做生意，回国后用这些银子交税，最后银子又被投入到打击凶寇的军事行动中 。 明政府是在与自己的货币供应来源作战 。
无法调和矛盾的京城最终允许福建商人出海经商而无须担心受罚 。 如今可以公开行事了，福建人将成千上万的人（大家族中的幼子）送往亚洲各地，为之后的贸易或榨取建立立足点 。 即使是在马尼拉的马来村（Malay village）这样荒僻的地方，当黎牙实比在1571年登陆时，当地也已经有150多个中国人了 。 另有数百人显然住在群岛的其他地方 。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菲律宾意外地发现带有白银的外国人，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 运来西班牙银元的大帆船，就是满载钱币的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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