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谁对后人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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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 。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 。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更没有上蹿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 。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 。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 。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 。王安石谢绝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 。因为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 。朝廷也屡屡“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 。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 。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退还 。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 。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 。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 。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许献文求试馆职） 。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安石独否），又调任鄞县当县长 。在鄞县任上，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 。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 。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 。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 。神宗又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这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唐太宗呢？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 。不过这时神宗还很犹豫 。他还要继续考察，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选 。直到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宁二年，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宋神宗才下定决心，锐意革新，厉行变法，并由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 。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 。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 。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 。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 。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 。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 。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 。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 。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 。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 。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 。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 。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 。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 。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 。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户）” 。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 。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 。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 。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 。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 。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 。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 。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 。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 。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司马光 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 。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 。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闻喜宴独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 。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 。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 。宋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任司马光为通判 。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 。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 。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 。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 。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 。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 。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 。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 。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重要人物韩绛并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时人称韩绛为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新法的“护法善神” 。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 。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 。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 。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 。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风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质还严重 。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 。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 。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 。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 。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 。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 。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 。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 。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 。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 。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 。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 。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赶出朝廷（悉排斥不遗力） 。司马光出于朋友情份，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 。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 。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 。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 。可以肯定的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 。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 。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 。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看动机，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 。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 。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 。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 。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 。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 。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 。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 。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 。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 。但这种结果，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 。历史的结论 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 。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 。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作想的 。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 。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 。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 。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 。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 。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 。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 。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 。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 。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 。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 。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 。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 。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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