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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门|100年前，上海人怎么吃到东海海鲜？

转眼九月 ， 东海即将全面开渔 ， 沪上老饕们可能只要点一下手机 ， 便能在家心大啖第一网“透骨新鲜” 。
抚今追昔 ， 在100年前 ， 没有互联网的海鲜吃货们又如何品尝到东海的鲜美滋味？
对于这个问题 ， 时人给出了明确答案：“一般开鱼行的 ， 大都是宁波人 ， 且不论在他们的本地 ， 就如上海小东门十六铺一带的鱼行（包括鲜咸的） ， 又哪一家不是‘阿拉’人？！”
1933年 ， 上海市立渔业指导所统计显示 ， 当年市民共消费了82150担鲜带鱼及9934担咸带鱼 。 巨量带鱼需求完全仰仗宁波等渔场支撑 ， 上海“本市渔轮捕获者 ， 仅占六百分之一” 。 沪上海鲜姓“阿拉”的现象贯穿近代 。 1950年 ， 新华社采访人员目睹的数据还是“上海鱼市场往常每年成交鱼货一亿二千万斤以上 ， 其中海鲜占八千多万斤 ， 大部分来自舟山群岛” 。
上海人不仅爱吃宁波鱼 ， 对宁波渔业动态也颇为关心 。 早至1901年 ， 上海《集成报》就曾报道过“宁郡所辖洋面鱼汛放洋”的消息 ， 赞叹宁波“同乡以捕鱼为业者甚众 ， 船共一万数十艘” 。 可以说 ， 海鲜是近代上海连结宁波的又一重“亲缘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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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沈家门渔港全景 ， 这里被时人誉为近代东海“第一渔业根据地”
自然鱼汛是近代东海渔民的“衣食父母” 。 1935年 ， 《新人周刊》如此描述近代甬舟渔场的鱼汛分布：“第一期在冬末春初的时候 ， 叫做带鱼汛；第二期是在仲春 ， 是墨鱼（乌贼）汛；第三期是暮春到初夏的当儿 ， 则是黄花鱼（小黄鱼）汛 。 ”在近代东海 ， 还有针对鱼种的鱼汛命名 。 1942年《时事公报》介绍 ， 衢山黄大洋海域盛产大黄鱼 ， 多数年份会出现“花水”（农历四月中旬）、“正水”（端午节）、“五月半水”（农历五月中旬）等前后相衔的三波黄鱼汛（“三水”） 。
近代上海的海鲜大多来自宁波 ， 那么海鲜又如何“宁波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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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摄于浙江 ， 师傅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一条冰鲜渔船
近代靠东海鱼汛吃饭的渔民群体非常多元 ， 甬舟渔场可谓“千帆竞渡” 。 1931年《时事公报》记述 ， 在近代宁波海域里 ， 各地“渔帮”划区作业 ， 多数时间井然有序 。 本地的奉化帮、东门帮、定海帮 ， 一般会自清明鱼汛开始 ， 捕捞至立秋前后 ， 与外来台帮在端午前后即收网归乡的习惯明显不同 。 共享东海渔船的温州帮较特殊 ， 立足虾脑、清滨一带 ， “专捕墨鱼 ， 在海面或沿海各地渔网张挂 ， 触目皆是” ， 是“一枝独秀”的专门户 。
“君看一叶舟 ， 出没风波里” 。 且不论恶劣海况与高风险作业流程 ， 单是乱世的海洋秩序失控 ， 就已令近代东海渔民苦不堪言 。 1920年代 ， 吴淞口外不时有海盗骚扰向上海运输海产的浙江冰鲜船 。 虽然江浙渔业事业局等主管单位亦曾派出警卫舰艇护航 ， 但收效甚微 。 同样 ， 海盗也威胁着出海打鱼的船只 。 仅1933年 ， 宁波出海的渔船就有四五十艘惨遭海盗打劫 ， 至少70名渔民惨死于海贼枪口 。 全面抗战爆发后 ， 日本军国主义将魔爪伸向东海 ， 渔民更加坠入水深火热之中 。 1938年 ， 日伪在舟山群岛屠杀、驱逐渔民 ， 随后将日式渔船引入独霸渔场“侵蚀渔利” 。 值得一提的是 ， 面对日军暴行 ， 旅沪宁波鱼商恪守民族大义 ， “伪上海鱼市场成立之日 ， 到敌轮鱼货六百余箱 ， 幸鱼贩深明大义 ， 不去贩卖 ， 情况萧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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