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 ， 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 ， 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 这时的茶叶文化 ， 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 ， 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 ， 在物质文化方面 ， 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 。
如汉以前 ， 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 ， 王褒《僮约》 “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 ， 前一句古作“#浔钆氩琛保蛔鞑枳骺嗖私猓竺娴木叩比灰? 非指茶具；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 ， 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 。 但是 ， 西晋时 ， 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
“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器择陶简 ， 出自东隅 ， 酌之以匏 ， 取式公刘”①等描写 ， 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 ， 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器 ， 也已颇为讲究 ， 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 。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 ， 但就上述几点 ， 我们也能看出 ， 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 ， 已油然浮现出来 。 因此 ， 我们也可以说 ， 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
（三）南北朝的茶业述要
南北朝和东晋一样 ， 我国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 。 因为这样 ， 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 ， 而且在实际内容上 ， 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 。 在这一角度上 ， 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
举例来说 ， 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 ， 也都建都建康 ， 所以 ， 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 ， 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 ， 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 如三国两晋时 ， 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 ， 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 。 但是 ， 至南朝时 ， 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 皆出好茗”① 。 《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 ， 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 ， 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 ， 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 ， 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 ， 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 。 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 ， 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 ， “道人设茶茗 ， 子尚味之曰 ， 此甘露也 ， 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 ， 出御荈”等记载 ， 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 ， 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 ， 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 ， 也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 再如在礼制上 ， 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 ， 至南朝时 ， 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上 。 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 ， 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 ， 本在因心 ， “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 ， 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 天下贵贱 ， 咸同此制 。 ”②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 。 在这段记载中 ，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 ， 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 ， 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 ， 在萧颐遗诏之前当即流行于民间 ， 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虽然不大 ， 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 ， 还是有较大作用的 。 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 ， 垂赐米、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 。 ”①这里再次证明 ， 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 ， 成为人们寻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 ，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 。 另外 ， 后来特别是唐宋时 ， 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仪和习惯 ， 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 ， 至少从文献来说 ， 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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