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种茶史

关于包种茶史考, 可供参考的文献无多, 因为包种茶的兴起, 仅百数十年之事 。 我人研究包种茶的制造方法, 与乌龙茶之制造法相去不远, 自粗制以至精制各种过程, 虽有若干处理之差别, 但技术处理可谓大同小异, 由此可知包种茶之制造系脱胎自乌龙茶, 是无须疑问的 。 这样亦可明白包种茶之制造方法仍然取法自福建 。 武夷岩茶与安溪铁观音的制法与品质, 与其说是和台湾乌龙茶相像, 无如说是和台湾包种茶更为接近 。 祇是福建在甚么时候开始有包种茶的名称, 没有正确文献记录可资参考 。 【包种茶史】 据日人井上房邦氏调查报告, 包种茶的制造, 系距今百二十余年前, 系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业茶者王义程氏所创制, 由他倡导并传授制法 。 此种茶叶制成后, 用方纸二张内外相衬, 放茶四两包成长方形之「四方包」, 包外盖以茶名及头印章, 称之为「包种」, 或运往福州加实香花包出售, 或经由厦门直接运销南洋 。 此应为包种茶制造之开始, 亦即包种茶称谓之由来, 惜确实年代无可稽 。 台湾从事包种茶的制造, 据考许多文献所载均说系始自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 。 盖以当时台湾之乌龙茶, 遭受世界茶业不景气影响, 再加以台北当时专制乌龙茶出口之五家洋行, 认为台湾茶价昂贵, 无利可图, 乃一致中止收购, 致使乌龙茶有行无市, 陷于惨境 。 其后乌龙茶市况, 日见衰退, 大有「无人问津」一脉不振之势 。 此对台湾茶业之发展, 显有莫大之打击 。 亦即清代台湾乌龙茶遭受厄运时期 。 当时台北一般茶商, 鉴于乌龙茶之市况, 自五家洋行中止收购以后, 景气日衰, 迫不得已, 即将台北一带滞销之乌龙茶, 大部份装运福州, 悉数改制包种茶, 当时在福州通称为「花香茶」 。 此固为台湾乌龙茶改制包种茶之由来, 亦实为台湾从事制造包种茶之先声 。 迨至光绪七年(1881), 有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茶商吴福源氏(许多文献称为吴福老), 因感到在福建改制包种茶获利不多, 他为图厚利起见, 遂带同技术工作人员渡台, 在台北设源隆号专事制造包种茶;同时还有同府安溪县商人工安定及张古魁两人合伙组设建成号, 亦经营包种茶 。 开始将茶经由台北之淡水运往其为集散地的厦门, 再由厦门输往重要消费地的南洋诸岛 。 自是之后, 一般茶户相仿制造, 包种茶制造产量乃逐渐增加 。 到了光绪十一(公元1885)年, 福建省安溪县地方, 又有王水锦魏静二氏相继来台, 在台北七星区南港大坑地方, 悉心从事台茶研究, 不论栽培或制造方法, 加以研讨改进 。 一面提高产制技术, 一面将其研究心得传教同业 。 特别将他们对包种茶之制造具有超越之技术, 多方传授, 并全力鼓励同业学习, 遂使包种茶制造技术日见改进;到了日本占据台湾, 日本政府为改进台茶, 亦选择该地为包种茶产制研究中心, 因此各茶区笃志农家遣送其子弟前往受其传教者甚多 。 自1920年起, 每年春秋二次, 招集全省茶业界子弟, 举行包种茶讲习会, 由王魏二氏担任教师, 热心教导 。 此时台北县农会及新竹县农会亦相继在该地方举行包种茶讲习会, 分春秋二期, 召集有关人员前往参加 。 这项工作, 继续了十几年, 是以本省茶业者, 当时受教于王魏两氏者颇众 。 二氏对台湾包种茶产制技术之改进与贡献, 其功甚伟 。 包种茶产区最早发达者, 系台北县七星区(现阳明山管理局辖地), 文山区次之 。 以制茶品质而论, 则以文山区所产最优、海山、七星、基隆、新庄、淡水等地所产顺序渐次 。 至新竹方面(包括桃园, 新竹二县)包种茶之发展, 初期产区由台北扩展桃园中坜等地 。 祇是当时产包种茶数量无多 。 其后经十余年之推广, 由于制造包种茶有利可图, 农家对此发生兴趣, 纷纷栽培制造, 于是茶区遂扩展至大溪、新竹、竹东、竹南、苗栗各区;在这一带茶区, 所产包种茶品质推竹东区为第一, 而以竹南、新竹、苗栗、大溪、桃园、中坜、依序次之 。 到了民国十九(公元1930)年前后, 全省各产茶区域, 皆能制造包种茶, 产量逐年增加, 输出数量且可凌驾乌龙茶之上 。 因此期中, 日本占领我国东北数省, 包种茶之市场除南洋一带外, 有东北广大市场, 是以产量输出遂年增多 。 本省光复后, 乌龙茶大有「寿终正寝」之势, 而此台湾第二种特色茶---包种茶, 仍然可以「稳扎稳打」保持原有的大部份市场, 虽然每年输出量比不上全盛时间那样的钜额, 但亦没有像乌龙茶那般的惨淡, 至少每年尚可以维持一百万公斤以上的输出量 。 而且包种茶每年在本省的消费量比其它茶种的数字亦较钜大 。 因为本省居民多数喜饮包种茶 。 是以包种茶在本省光复后没有像红茶或绿茶的一时走红, 确实它是固步自封在走它原有的道路, 虽不兴旺, 却也不是到了惨败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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