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黑天鹅》的作者 Taleb 是否也看过“反现实推理”的相关内容 , 但是他提出的“叙事谬误”也同样令我印象深刻 。 Taleb说 , 我们会不断根据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来叙述整个事件 。 Taleb很强调因果关系的重要性 , 而他所说的“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 , 就是因果关系 。 因为我们分析整个事件时 , 无法绕开对因果关系的叙述 。 这样的例子方方面面 , 你车转向灯坏了想去修理 , 修理工却说 , 这转向灯没问题 , 因为基本因果关系的作用 , 你会想这个修理工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 而对于一场足球赛 , 主队领先时 , 我们会想到一些原因来支撑这个结果 , 如果主队接下来落后了 , 我们又会想到另一些原因来支撑这个结果 。 直至比赛结束 , 我们对这场比赛的叙述一直在改变 , 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
【事后诸葛亮是如何炼成的?】“反现实推理”和“叙事谬误”看起来殊途同归 , 其实 , 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 都可以用来解释的后见之明的成因 。 而Know-it-all along effect这一现象 , 与Hindsight bias非常不一样 , 即使从表面来看 , 后见之明提供的是事后的分析 , 更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事后诸葛亮;而早就知道效应则更为强调个体会夸大自己的预测 , 与回忆机制相关 。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实验 , 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还未结束 , 被试要在15种可能后果之间做出评估 , 尼克松访问结束后 , 那些猜对了结果的人会夸大自己的预测能力 , 即我早就知道会这样;而猜错了的 , 则会认为自己其实一直觉得这个错误的结果可能性不大;这个实验能说明的问题并不多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 结果作为一个信息会影响到自己对过去的回忆 。
事实上 , 我们在回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取线索的过程 。 所谓线索就是指自己做出判断的依据 , 比如我认为尼克松即使去了中国 , 中美关系仍然不会缓和 , 因为历史 , 经济的一系列原因 , 这些作为线索引导我得出了结论 。 但是当结论错误的时候 , 我们开始回忆当时的态度 , 这些支撑你得出结论的线索却很难被提取出来 , 所以他们会认为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原来所认为的情况可能性不大 。 与社会认知的原理类似 , 不符合已知信息的其他信息很难整合在一起形成印象 , 而在回忆过程中 , 这些东西也会被忽略掉 。
另一个原因在于 , 有些线索的指向性非常模糊 。 比如 , 盲人上街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比起普通人大还是小 , 我们可以说因为是盲人 , 缺乏视觉输入 , 发生事故可能性更大;但我们同样可以说 , 正因为他是盲人 , 他一定很小心 , 所以发生事故可能性更小(需要注意的是 , 我们衡量的是个体) 。 那么 , 这个线索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 因为我们可以完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推理 , 当结果作为信息被我们知道后 , 我们会完成其中的一个推理 , 并且理所当然地把这个本来模糊不清的线索当成自己推理的一部分 。 比如 , 事故可能性大 , 他们会说缺乏视觉输入 ,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事故可能性小 , 他们会说盲人很小心 ,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
这两种事后诸葛亮就是这么炼成的 , 卡尼曼教授在他的《思考 , 快与慢》中把这两种类型认为是一种 , 而且没有给出原因 , 我经过一番思考 , 认为这还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 , 不仅描述的现象不同 , 形成的原因也是不同 。
理解到事后诸葛亮的所隐藏的这样一些秘密 , 我的生活也改变了很多 , 虽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评论比赛 , 只是听到事后诸葛亮的评论不再敬佩 , 不再鼓掌 , 心里不会再起波澜 , 点燃一支烟 , 静静地看着他们装逼 , 不变的还有灯光映衬下吴彦祖般的侧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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