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郁闭度|野生亚洲象基础研究不能适应决策需要

近日,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15头野生亚洲象一路北迁,目前距离昆明已不到100公里 。短短40天,该象群“肇事”412起,直接破坏农作物达842亩,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近680万元 。野生亚洲象为何离开家园?要到哪里去?如何阻止其北上?
实际上,“人象冲突”愈演愈烈的背后是人们对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理解尚不充分,实现基于科学的决策仍然任重道远 。
为了解亚洲象生存及“人象冲突”现状,笔者带领团队于2019年两度赴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在亚洲象种群分布及数量调查、生物学特性研究、栖息地评价、廊道建设、肇事原因及对策分析等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上不断增加投入,但仍不能适应野生亚洲象保护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需要 。
中国野生亚洲象到底有多少?
1957年,中国科学院云南综考队组织调查,证实云南南部存在野生亚洲象 。
之后6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曾多次对中国野生亚洲象分布、种群数量及栖息地进行调查,但野生亚洲象个体数目的估计值波动很大 。1967年,云南省动物研究所兽类组调查估计全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为146头 。但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全国野生亚洲象总数为193头,同年其他团队提供给亚洲象专家组(IUCN/SSC)的资料则为260头 。
2001年,云南省林业厅主持完成的《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认为我国野象总数在214~254头左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2006)估计野象总数量在200~250头之间 。2018年,云南省林草厅主持《中国野生亚洲象资源本底调查》,统计国内亚洲象种群规模为293头 。
笔者团队发现,已有报道大多通过访问调查、粪便足迹、样线调查、无人机分区同步计数法等获取数据,判读及综合分析后得出大致结果,存在重复统计、漏记等可能,且未将在中老、中缅边境移动的国际象纳入统计 。
亚洲象种群数量及分布不清导致无法判断亚洲象数量变化趋势、合理划定栖息地与配备保护管理资源等,严重影响亚洲象保护管理决策科学性 。
亚洲象食性是否因人“生变”
自2005年起,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始探索食物源基地建设,试图通过种植亚洲象喜食的芭蕉、棕芦苇等将亚洲象招引至保护区深处 。一方面缓解亚洲象食物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减少对周边村寨的干扰 。
而且,地方政府也模仿这一做法,纷纷建设“大象食堂”(食物源基地),种植玉米、甘蔗、芭蕉等,以减少亚洲象进入村寨的频率,并利用亚洲象“追逐”食物源将其“驯养”在野外 。
然而,事与愿违,在“舌尖上的美味”诱惑下,亚洲象除了光顾“食堂”,更喜欢找农田、进村庄、“翻箱倒柜找盐巴” 。农田、经济林提供食物,周边河流方便嬉戏、活动,附近林地可供休憩,亚洲象的“吃、玩、睡”基本需求在村寨及周边得到充分满足 。
实际上,亚洲象食性是否因为人类的种种活动产生改变?学界对此仍然存在争议 。
有学者表示,“亚洲象食性并未改变,只是有了更好地做出选择”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大面积种植的粮食作物成为了亚洲象很好的食物来源,而长期取食人类种植的作物,使其取食习性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此外,现有研究并不能回答在承受来自人类的压力风险下,取食农作物是否作为亚洲象最优觅食策略 。
笔者认为,野生亚洲象食性及其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是破解“人象冲突” 的关键,直接关系到人象冲突缓解措施的科学性,亟需学界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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