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笋和阳羡的独步天下的时代( 二 )


贡茶对于百姓和当地的地方长官,并不是什么幸事,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 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袁高刺湖州时,就呈诗极言其弊 。 他在诗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悲天悯人之句:“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甿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 。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等等 。 对于地方官来说,压来也很大 。 每年立春后45日,就要进山督造,一直到谷雨结束,都要留在贡焙负责检查 。 据记载,开成三年(838),裴充做湖州刺史时,就因“贡不如法”被割了职 。 所以,贡茶对群众和州官,实际上都是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苦差事 。 不过,从茶业的角度来看,它对太湖地区茶业的发展,又无疑是有较大促进和推动的 。 首先以贡焙周围的种茶情况来讲,在过去和入贡初期,如皇甫曾《送陆鸿浙山人采茶归》诗中所反映:“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 。 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这一带有茶,但好茶和茶多的地方,还在山的深处 。 但是,至唐朝后期,如诗僧无可的诗句所吟:“橘青陶暑寺,茶绿隔湖溪”;“月向波涛没,茶连洞壑生”,在湖州和宜兴的航线通道上,“绿茗盖春山”,一路就都是茶山景色了 。 这一地区贡茶以后,茶园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一是因为贡额的逐年增加,因贡茶需要不得不每年进行一些扩种;再是一些地主庄园,在这里茶叶闻名以后,相率发展种茶,有的甚至专门到这一带购山置地种植茶树 。 如晚唐名士陆龟蒙,他的庄园在老家甫里(今上海松江境内),因为嗜茶,就特地在湖州“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等”,建立过一个私人茶园 。 这样,官焙连私园,结果就出现了皎然笔下的这样顾渚茶乡诗境:“鶗鴂鸣时芳草死,山家渐欲收茶子 。 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 。 由来惯采无近远,阴岭长兮阳崖浅 。 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 。 吴婉携笼上翠微,蒙蒙香()罥春衣 。 ”
唐中期以后太湖西部茶业这种以贡焙为中心的突出发展,无疑影响和带动整个太湖地区茶业的较大发展 。 这先从产地来说,在唐朝中后期,除上面《茶经》提及的地点之外,在文献中新见的茶叶产地,还有杭州的余杭,常州的金坛、无锡;润州的丹阳,湖州的武康、安吉等县;也即是说,在唐朝中后期,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除长江沿岸少量山地不见记载外,基本上已达到和现在大致相差不多的范围 。 自然,其时的茶园面积,除贡焙以外,多数如杜牧讲到的茅山茶园情况那样:“十亩山田近石涵”,“云暖采茶来岭北,月明沽酒过溪南”;10亩山庄,又种桑种其他东西,其茶园面积是不能和现在的规模相比的 。 再以制茶来说,如袁高在《茶山诗》中所吟:“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而且其时对原料的采摘、选拣和蒸、焙加工,也无不能达到了“至精至好”的程度 。 这是贡茶情况,一般地方的制茶,当然不可能这样讲究,但其对太湖影响的 。
不仅陆羽的茶叶著作,其所撰写的《水品》一类第水质的书籍,对太湖地区饮茶和茶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如张又新在其《煎茶水记》中记及的陆羽第名水20,其中属太湖地区的就有“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丹阳观音寺水第十一”和“吴松江水第十六”等处 。 关于张又新陆羽第水20的说法,历史上是有争论的,北宋欧阳修就提出过可能是张的伪托 。 不过,从唐朝的其他文献来看,陆羽习惯每到一地,都选用好水煮茶,并且也确实撰写过《水品》一书 。 如前所说,陆羽隐居和侨寓太湖地区数十年,对太湖地区各地水质进行一些比较和平述,是完全可能因此也是可信的 。 在此之前,大家对煮茶用水不讲究,经陆羽一提倡以后,名泉名水也就贵重起来;不仅附近居民,百里以外人家的煮茶用水,也往往桶装瓶贮,竞以名水为尚 。 以无锡惠泉为例,在当时曾被之为“人间灵液”,相传“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一时文人墨客,不知留下了多少赞诗 。 如:“石脉绽寒光,松根喷晓凉 。 ……野客偷煎茗,山僧借净床”;“黄昏飞尽白蝙蝠,茶火数星山寂然”;不仅一些游客和居民就泉烹茶,不分昼夜,流连忘返,甚至有的远在长安做官的,还要人专门从无锡带石泉水去煮茶 。 无锡惠山本不产茶,这时也随之种起了茶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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